亨利英超点球 由于漏判亨利点球
*译自足球记者Daniel Taylor发表于The Athletic之《寻找马丁·汉森》
瑞典，霍尔姆舍——找到马丁·汉森并不容易。不过，也许，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先飞到哥本哈根，再坐火车越过丹麦-瑞典边境。穿过马尔默和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到达龙讷比，然后是旅途的最后一段，在无比僻静的道路上行驶半个小时，沿途难见其他车辆。
霍尔姆舍（Holmsjo），坐落于布莱金厄省的湖泊之间。只有零星的几间房屋，其中大多隐藏于松树林之中，与秋日的景色融为一体。汉森的农舍即是这般一个隐蔽之所。作为一个局外人，向当地人问路并不容易。
其中一位女士推着婴儿车漫步而过，我摇下车窗询问她是否知道我的目的地所在。
“是的，”她回答，带着礼貌的微笑。“但是……”
片刻尴尬的沉默表明，她有些警惕。为什么一个在租来的车里的英国人需要这样的信息。
自2009年汉森执法世界杯预选赛法国对爱尔兰的附加赛以来，他的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变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在霍尔姆舍，人们都支持他。
半小时后，我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颠簸着穿过树林，这里除了高耸的树木和偶尔出现的一堆原木外，什么都没有。
汉森的农舍由红色的木板和白色的装饰物围成，就像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瑞典绘本作家）故事中的那样。外屋也是同样的深红色，里面满是巨大的原木。门上挂着一个木制的牌子，上面写着“Valkommen”——代表着友好的欢迎。
Tim是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犬，它第一个赶到这里，它和主人过于亲密了，以至于不能被称为看门狗。海格伸手并做了自我介绍，很快咖啡机就运作了起来。“村里的人都很保护马丁，”她解释说。“在一段时间里，一切都糟透了。我们必须依靠秘密暗号来确认彼此，因为当时面临着各种威胁。所以这里的人都记得发生过什么。”
海格，或者海格·斯滕伦德，曾是挪威的一名全职助理裁判，并出任过两届奥运会的裁判。她也是汉森的妻子，而且，以最好的方式，让熟悉他们的人觉得与来自同一行业的人生活在一起是行得通的。同时，她深刻明白足球有时是多么的残酷，承受永久性的风险是什么感受：一次错误就能毁掉一切。
具体到汉森的话，时间总是会回到那个法国依靠亨利一次明显的手球淘汰爱尔兰入围2010年世界杯决赛圈的臭名昭著的夜晚。一个与马拉多纳在1986年对阵英格兰时上演“上帝之手”齐名的“黑色时刻”。
这是一种机会主义——欺骗、狡诈，随便怎么说都行——唤起了时任爱尔兰总理布莱恩·考恩、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和爱尔兰司法部长德莫特·艾亨的公开反应。这让亨利在《时代》杂志的“体育谎言”名单上居于前列。同时也提醒我们，即使是最伟大的运动员有时也会被偷盗者的灵魂所诱惑。
这给了汉森没有任何一名裁判想要的东西：声名狼藉。这毁了他的裁判事业，使他成为一个令世人讨厌甚至憎恨的人。在这项运动的历史中，他的名字将如魔鬼般永难抹去。
汉森没有看到亨利的欺骗行为，这是足球史上少有的真正改变这项运动的时刻之一。这也是我来到瑞典的原因：去了解他现在是如何看待足球进入科技时代的，并更好地理解自那之后他的足球生涯是怎样的。他知道人们永远会因为这次错误而记住他。
他不需要被提醒这是事件发生十周年的日子。
2009年11月18日。晚间11点半刚过，有三个人在法兰西大球场的通道内相互拥抱、击掌。然后马丁·汉森和他的助理裁判弗雷德里克·尼尔森以及斯特凡·维特博格回到了裁判室。120分钟，比赛以1比1告终，法国队凭借在加时赛的进球，以两回合总比分2比1获得了世界杯决赛圈的参赛资格。
“这是我们每场比赛前后都会做的，”汉森说。“当我走回裁判室，我真的认为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棒的一场比赛。作为一名裁判，你并不常期待有加时赛发生，但对于这场比赛来说，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那时我正处于事业的黄金时期。那年早些时候，我曾担任联合会杯决赛的裁判。我真的认为我吹罚得很好。”
但在爱尔兰队的更衣室里，情况全然不同。球鞋被愤怒地飞掷，护腿板和饮料被砸向墙面。至少有一名球员在放声哭泣，但更多的情况是纯粹的，难以平息的愤怒。
爱尔兰队主帅吉奥瓦尼·特拉帕托尼的愤怒中掺杂着一半意大利语，一半蹩脚的英语。“这是一场该死的谋杀！”他一遍又一遍地吼着。
球员们高喊：“布莱恩，快tm的把录像放出来！”球队的视频分析师布莱恩·麦卡锡于是在更衣室播放了比赛视频。103分钟，40码外弗洛伦特·马卢达将球吊入爱尔兰的禁区。亨利伸出左手救回行将出界的球——不止一次，而是连着两次。威廉·加拉在中路等待，他的头球将亨利的传中送进了球门，这是决定比赛胜负的一刻。回看到这一幕，爱尔兰球员的愤怒再度升级，特拉帕托尼和他的球员笃信他们是被阴谋赶出了世界杯。
爱尔兰队门将谢伊·吉文回忆起那个夜晚时说：“屠杀……这是我在更衣室里见过的最愤怒的场面。”
对汉森来说，裁判室里并没有电视，而且，首要的是，他对客队的愤怒毫无警觉。因此他和他的助理裁判被爱尔兰人的情绪着实吓了一跳。但他们依然将此归结为输球后的情绪发泄，汉森很满意自己对加拉头球的清晰判断。“我很确定进球者是用头部或者肩膀，”他告诉我，试图给出某种形式的解释。“这不是一个手球。”
汉森完全没有意识到——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手球来自于创造进球的球员，而非进球者。他的意识里都是对自己出色表现的庆幸，直到国际足联的裁判观察员敲响了裁判室的门。
“他说他很抱歉，但他不得不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手球，”汉森说。“我想都没想就对他说，‘但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个进球，那是他的头，或者至少是他的肩膀。’‘不，不，不，’他说，‘不是进球的人，是在此之前的……’”
然后呢？
汉森“彻底崩溃了”。
当他开始哭泣，懊悔至极，一名爱尔兰足协的官员——他的名字一直没有被提及——前来敲门。“到那时，我们当然已经知道了。我们知道这对爱尔兰意味着什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对我们来说（本场比赛的裁判组），南非世界杯已经不存在了。他依然和我们握手。‘先生们，’他说，‘这显然是一个错误，但是我们责怪球员，而不是责怪你们。这是球员一次巨大、巨大的欺骗行为。’他真的是太好了！”
但这并不是说在爱尔兰的更衣室里也有宽容的情绪存在，实际上那里正在弥漫各种各样的愤怒和猜测，关于为什么亨利会逃脱判罚。
队长罗比·基恩在一次电台采访中声称当时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他的亲密伙伴，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一定在鼓掌。在互通电话或短信，高兴地庆祝这一结果——一个足球强国不会缺席世界杯了。”
根据基恩的说法，亨利“几乎抓住了球，带着它走进了球门。”
达米恩·达夫在爱尔兰愤怒的抗议中被出示黄牌，他声称这一切都是一场阴谋。“国际足联需要强队出现在世界杯上，他们想让法国参加世界杯。而且，这听起来也许有些疯狂——他们想要阿迪达斯赞助的球队进去。阿迪达斯赞助世界杯，他们也赞助法国队。”
达夫也许忘记了自己与阿迪达斯的合约，后来不得不向自己的赞助商道歉。
吉文在十年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当时就有VAR，那么这个进球将被取消——百分之一百万。这将让亨利得到一张黄牌，爱尔兰将获得一个后场任意球。这正是VAR需要做的：重要的决定。而不是决定谢菲联的前锋是否比热刺后卫的身位更靠近球门一厘米。”
当然，在那时并没有VAR。而对汉森来说，也许他也是一名受害者。
“现在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他说。“不仅是因为VAR，实际上在半年后，他们引入了更多的助理裁判。是这（亨利的事件）让他们决定启用底线裁判。”
汉森的声音里第一次闪现出一丝愤怒。
“当然，如果我们当时就有这项技术，对每个人都会更好。但我真正想问的是，对于球员欺骗行为的讨论在哪里？”
“这从没引起一次很大的讨论，不是吗？如果裁判出了错，电视节目上每个人都想和裁判谈谈，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裁判不得不站出来，承认‘嗯，这是一次很严重的误判，我错了。’”
“不过，他们绝对不会把一台摄影机放在一位超级明星前，然后问他‘你能不能看下这个屏幕，你的欺骗行为非常明显，你有什么要说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问题。”
马蒂亚斯·洛2010年的纪录片《裁判》或许是对汉森痴迷于这份工作的最好诠释。
这是一个关于“足球狂热”男孩的故事，他在15岁时第一次执法足球比赛，在30岁前就得到了国际足联的裁判执照，并将执法2010年世界杯作为自己最大的抱负。
但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涉及到汉森的个人生活层面。作为两个小男孩的父亲，这种对足球和裁判工作的痴迷导致了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
他一度承认，在优先考虑的事情中，家庭是排在最末的。“如果我必须在家庭、足球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足球永远是第一位的。很多时候，吹罚比赛的通知是非常临时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确实对我的家庭和孩子感到内疚。”
纪录片中还揭露了汉森与瑞典两家较大的报纸《瑞典晚报》和《快报》之间的恶劣关系。包括他曾在一场比赛后和记者爆发冲突时大声喊到：“你代表了一种可恶的新闻报道方式！”洛解释说，汉森多年来一直受到瑞典媒体的“迫害”。
我们被介绍给汉森的母亲比尔吉，她正在浏览一些剪报。“不幸的是，”她说。“我阅读了他们写的关于他的所有东西。”比尔吉也住在霍尔姆舍，她通过这种刺心的方式了解到儿子不断收到的死亡威胁。“当报道写到人们在街上遇到他时就会杀了他，”她说。“读到这样的内容时，作为一个母亲，这是可怕的。在某个时候，他们一家不得不离开，躲到不知名的地方呆上一周。威胁有时太严重了，我们（汉森的父母）可能整整一周都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对于汉森来说，纪录片里出现的这一部分让他感到不安。“我的孩子当时只有9岁和11岁。他们并不知道我受到了恐吓，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他们的父亲和一名足球裁判，不会是那种会受到恐吓的人。”
“如果我知道纪录片里会出现这些内容，我会立刻否决掉。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我将检查所有的纪录片内容，如果我对任何内容说不，他们就会尊重我的决定，将它删掉。然而，在给我看的版本里，我不记得看到了这些情节。我的孩子们因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是个大问题……”
那段时间，当汉森在瑞典国内执法时，他需要面对球迷们每场例行公事般高唱的“马丁·汉森，一个婊子！一个婊子！”的歌词。
在最初的几个晚上，汉森几乎无法入睡。他重看那场比赛DVD的次数根本数不清楚，他得出的结论是：禁区里全都是人，他唯一能清楚看到亨利手球的地方只有在球门后方。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他错过了。“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表现，”他说。
生命中的那段时光到现在渐渐模糊了。比赛结束后，他飞往斯德哥尔摩。几天后，当他回到霍尔姆舍的农村时，他能看出来有多少记者到过这里，因为他的门前贴满了便签纸，上面都写着希望他回拨的电话号码。
他说，他的邻居晚上会被敲门的人吵醒。
阿尔塞纳·温格——也许会对这件事情清楚地多——形容他“不称职或者不诚实的，但我宁愿他是不称职的”。然后，关于是否应该重赛的争论开始了。国际足联召开紧急大会，就连亨利也声称最公平的方法就是安排重赛。
当时汉森刚刚经历婚姻的破裂，他回到了一所空房子里。“我很感激那段时间我的很多好朋友，”他说。“我得到了很多支持。欧洲各地的裁判都给我发来了短信，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应对公众对他指责和发难。然而，“悲剧”这个词在体育比赛中已经被过度使用，如果有其他的话，这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教训，或许家庭，而不是足球，应该是第一位的。
“就在事发当晚，附近发生了一起车祸，”他说。“一些年轻人因此丧生。有时足球非常非常大，但有时，它也会让人感觉非常非常小。”
在过去的10年里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英超球迷现在会在比赛中高呼“V-A-R”。球员们会用手指比划出长方形的手势，并恳求裁判与任何戴着耳机的人进行紧急沟通。监视屏幕就安置在球场边。也许一种无意识的讽刺是，现任爱尔兰国家队主帅米克·麦卡锡在上周宣称VAR正在毁掉足球。
对于那些错过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爱尔兰球员来说，这已经太迟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因为法国队在世界杯上的糟糕表现而觅得一丝安慰了。
除了格伦·惠兰，所有在那个夜晚的巴黎首发的爱尔兰球员现在都已经脱下了足球靴。基恩、达夫和凯文·基尔巴尼至少还能用2002年世界杯的记忆来弥补遗憾。理查德·邓恩在那年也前往了远东，尽管他从未出场（在巴黎的终场哨响后，亨利就坐在邓恩身旁，并承认了自己手球）。但约翰·奥谢、肖恩·圣莱杰、利安·劳伦斯、基斯·安德鲁斯和凯文·多伊尔一生都没有机会踏上世界杯的赛场。这让爱尔兰足球损失了2700万英镑，但对于球员一生的遗憾来说，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这对爱尔兰来说是一场灾难，”汉森说。“他们离世界杯是如此接近，他们如此看重它，他们的球迷又是如此地了不起。”
也许奇怪的是，这些球员中的大多数似乎对汉森的怨恨比真正的对手更多。
亨利，巨星。
吉文回忆说：“几年前我和亨利有过一次交谈，当时我也试图和他讨论手球的事，但他真的不想多说。公平地说，没有多少球员会当场承认自己这样做了，并告知裁判。我记得罗比·福勒曾有过一次，当时他告诉已经判罚的点球的裁判大卫·希曼并没有碰到他，那不该是一个点球。但这样的例子很少见。”
“我更不满的是裁判，”他补充道。“好吧，主裁判的视线也许被挡住了，可能看不到发生了什么，但边裁就在那里，没有任何东西挡住他的视线。他绝对可以看清这一切。”
基尔巴尼14年的爱尔兰国家队生涯为他积累了110场国际比赛经验。几年前，他在伦敦的马里波恩车站偶遇了亨利。亨利当时效力于美国MLS的纽约红牛队，他希望回到阿森纳租借一段时间。两人进行了礼貌的交谈，但并未提及那场比赛的尴尬。基尔巴尼决定不提这件事，“这让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朋友大失所望，他原本希望我会和亨利打上一架。”
至于汉森，在“上帝之手”、“法国人的底裤”、“高卢之手”等各种头条新闻出现的时候，他认真地考虑过退役。这一点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诸如此类的报道，只让他对即将吞没他生活的噩梦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最后，他决定坚持下去，他的助理裁判们也是如此。尽管《瑞典晚报》的观点是：“汉森和他的裁判组已经丧失了继续执法重大国际赛事的权利……任何一场由他吹罚的比赛都将是对爱尔兰民族的进一步侮辱。”
几个月后，国际足联瑞士总部寄来一封信。这是一张入选世界杯的裁判名单，让他大吃一惊的是，这张名单告诉他，他被选去了南非。
他的回应是——“我喝了香槟”——在爱尔兰激起了更深的敌意。但事实证明，国际足联并没有完全忽视在巴黎的创伤。事实上，汉森从未在比赛中登场。他被降职为第四官员，是所有前往南非的欧洲裁判中唯一没有出场的一个。
他的朋友——包括前英超裁判霍华德·韦伯——说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汉森了。这场地狱般的经历将他置于“黑暗”之中。2013年10月，42岁的汉森宣布退役，尽管他又继续了一年左右。但他现在承认，这段经历让他付出了代价。“我厌倦了旅途，”他说。“我需要几年的时间来重新思考一下。”
人们常说的一个故事是，他对自己的经历感到厌恶，于是永远地抛弃了这项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像纪录片里那个对足球痴迷的男孩，汉森现在是欧足联的一名裁判观察员。现在他在看台上，而不是场上，继续参与着足球比赛。
换句话说，汉森现在的工作是监督和指导其他比赛官员们的表现，以及帮助他们提升。他说，他试图传递自己的经验，但他宣扬的价值观已经有些过时，他了解到“如今的裁判会自己去阅读关于他们的一切评论”。
这并不是他唯一意外的事。“他们试图和球员们成为朋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获得球员尊重的途径，”他说。“作为一名裁判，被尊重当然很好。你和球员不必成为敌人，但也不用见面就肩搭着肩。安德斯·弗里斯克、马库斯·默克这一代裁判，他们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球员的朋友。”
汉森目前正在比利时参加U19锦标赛。上个月，他督战了U21欧洲杯预选赛丹麦对阵北爱尔兰的比赛。在此之前，他还去了欧预赛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和卢森堡的几场比赛。
在他的日记本中还有其他的日程，甚至有可能，有一天汉森会接受被安排前往爱尔兰或者法国的任务。
我问他，如果他再见到亨利，他会说什么？
“我不会跟他说话。”
然而，他的声音里并没有恶意。
后来，曾有人希望给他一笔不错的酬劳，以让他出现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解释自己当时的视线不好，并试图淡化所发生的事情。
汉森礼貌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认为最好保持低调。他说：“一些裁判总是乐于出现在媒体上，在我看来，他们缺乏自重。”
他也不想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出版。“他不是那种想出名的人，”海格解释道。“在瑞典，人们因此而尊重他。他不追求名望，即使能从中赚到很多钱。”
此外，他们更喜欢安静的生活。他们的农舍占地很大。他们有一艘船能前往最近湖泊——Sillhovden。屋子外能还看到一个泳池。每年夏天他们会把牛赶来吃草。美好的生活。
汉森还在卡尔斯克鲁纳当消防员。在我离开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正派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努力保持幽默感和洞察力。
他说，他的狗Tim需要学会更凶猛一点——“他是记者的朋友，他不履行自己的职责”。
他对现在的生活感到舒适，这很容易理解，霍尔姆舍被誉为瑞典的花园。
“在我当裁判的时候，家给了我巨大的能量，回到这里，才能获得宁静，”汉森说。“大型体育场和Sillhovden湖间是天壤之别。我认为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一对普通的、可爱的夫妇。海格想道歉，她担心咖啡并不对味。她的丈夫很高兴，因为瑞典刚刚击败了罗马尼亚，获得了2020年欧洲杯的参赛资格。但他听说球队前锋亚历山大·伊萨克在比赛中受到了种族主义的攻击，这让他感到难过。
他在前几年注册了一个Facebook账号。这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更早几年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他生活恢复正常的另一个迹象。
他最小的儿子，现在19岁，已经在担任青少年比赛的裁判。汉森自豪地表示：“因为我和妻子，他一定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轻裁判。”
所有这些都留下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的儿子会以裁判为职业吗？
长时间的停顿。
“我认为他会成为一名球员，”汉森说。“毕竟以汉森这个姓去做一个裁判可不那么容易。”
编辑说：这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的故事，关于裁判职业，也关于现在人们关于VAR的争论。正如1986年英阿之战的突尼斯边裁阿里·本·纳赛尔的经历，他在那届赛事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在国际足联的正式比赛中。“上帝之手”以一种错误的方式成就了马拉多纳，一个“偷盗者”却成了“上帝”，同时也彻底摧毁了本·纳赛尔的人生。直到2015年，马拉多纳亲自拜访了已经71岁高龄的本·纳赛尔，与他互换礼物，并亲吻了他。但，说实在的，除了噱头，我想不到其他词汇去定义球王这趟行程的意义。
Daniel Taylor是现代极为优秀的足球作家，他不仅文笔出众，更乐于亲自探访各地寻找值得深究的足球故事。上月ECHO翻译的三浦知良的文章也出自他的笔下。但必须指出的是，本文中关于“爱尔兰球员中的大多数对汉森的怨恨比真正的对手更多”的描述实际上有待商榷。这不仅是因为在后文的叙述中并没有清晰的证据表明球员对汉森本人的愤恨，在原文的评论区，我们摘录一条最高赞数的来自爱尔兰球迷的留言，也许可以从中窥见这个国家对于汉森的真实态度，
这位名叫Brendan的球迷写道：“作为一名爱尔兰足球迷，我可以理解人们最初对裁判的愤怒，因为裁判的判罚事关重大，但大部分责任必须由球员承担。任何对裁判的死亡威胁或持续的恶意都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他错过了VAR诞生的时代。我也同意亨利从来没有真正试图解决过这个问题。而汉森，我随时都乐意坐下来和他喝上一杯。总是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让人们开始改变对VAR的看法，只是遗憾的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次是如此之重大。”
本文翻译自The Athletic，首发于公众号：ECHO看台。
以上就是亨利英超点球的内容，希望您能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