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足球归化：失败的雇佣兵模式！

球员归化为亚洲足球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较为成功的国家如日本、卡塔尔的球员归化为本国足球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成效。

比如，日本足球归化鲁伊·拉莫斯等巴西球员为其赢得了1992年在本土举行的亚洲杯，卡塔尔足球归化为其带来了两座亚洲杯冠军。

​然而，球员归化不成功的案例亦比比皆是，例如菲律宾足球的归化。

回顾历史，菲律宾足球除在1956年首届亚洲杯上参加过预赛之外，在之后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一次进入决赛圈。直到2019年菲律宾队才再一次进入亚洲杯正赛，虽然最终止步于小组赛，但对于菲律宾来说已经是前进了一大步，当然这来之不易的突破得益于对球员归化的实施。

​菲律宾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劳工输出国而闻名于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菲律宾政府开始将劳务输出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以应对因石油价格上涨而产生的国内经济危机，希望通过鼓励向外移民达到减少失业和提高外汇收入的目的。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劳务输出经济为主线、相关政策法规予以规范、大量民间与外国资本介入、教育与培训机制与内容不断完善、务实高效的国内外劳务代理以及大量国民参与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即以海外劳务输出为核心的移民文化。这为菲律宾的球员归化提供了广阔的区域选择空间。

​加之，从90年代末期。在亚太地区经济崛起进程中，基于经济科技发展目的及与旅居海外者相对紧密的血缘、族裔关系考虑，多个国家修改了单一国籍政策，或通过双边条约形式默认了双重国籍，包括柬埔寨(1996)、孟加拉(1998)、巴基斯坦(2002)、印度(2004)、越南(2009)和韩国(2011)等国家都对现行国籍政策进行了调整。

在此背景下，菲律宾鉴于海外移民数量的日益增长、力量不断崛起及其对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于2003年8月19日颁布了《保留和恢复公民身份国籍法》(第9225号共和国法)，开始实行双重国籍政策。

在国籍政策和移民文化双重加持下，菲律宾足协的归化开始全面实施。从2005年归化英国的扬哈斯本混血兄弟开始，在英国各级别联赛寻找同样的混血球员，之后范围扩大到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 、奥地利、丹麦，甚至伊朗、日本和澳大利亚。

​菲律宾的球员归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菲律宾足球的提升带来了正面影响，在19年再次进入亚洲杯决赛圈。亚洲杯上，菲律宾队23名球员中有21名归化球员，这些球员都曾在欧洲俱乐部的青训体系中接受培训，也曾参加过欧洲职业联赛。球员中大部分双亲之一拥有菲律宾国籍。

​与卡塔尔将人才引入后在国内培养的归化路径相反，菲律宾则是利用其建立起来的海外移民文化，直接成品引进。

然而正是这种直接引进，使得菲律宾足球的归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这些归化球员并未真正融入到菲律宾文化当中，缺乏文化认同和归属感。球员文化差异明显，场上缺乏纪律性以及缺乏配合默契度，最终使得菲律宾足球昙花一现，未进入2023亚洲杯的决赛圈。

因此，在球员归化过程中，要注重归化球员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入。否则，球员就会沦为拥有法定国籍或体育国籍身份的“雇佣兵”。